电话那头，他也在痛哭，他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小飞不要哭，听话，小飞不要哭。”

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，说话的语气，语调还和五十年前一样温柔。

向漫飞觉得自己又变回了那个十四岁的小女孩，听到他的声音，看到他的眼神都能顷刻间融化。

他说他一直在后悔，为什么当初那么食古不化，坚持要回西安去要一封托孤信。

“我对不起你，小飞。”

“都是我不好，当时为了劝父母留在西安，耽误了返回岛城的时间。”

他们说说哭哭，哭哭说说，说了整整两个小时。

放下电话，她满脑子都是他的声音“小飞，不要哭”。

多熟悉的话啊。

五十年前，她一哭，他只要这样哄她，她就会伏在他的怀里慢慢停止哭泣。

这次，她忍不住了，放下电话，她继续放声大哭。

晚上躺在床上，根本睡不着，兴奋啊，一个人疯子一样又哭又笑，老觉得像在做梦。

直到第二天九点，他的电话又来了，向漫飞才相信这是真的：

我没有做梦，我真的找到他了。

天呐，他又回来了。

那三个月时间，他们简直到了痴狂的地步，每天一封长信，每天讲两个小时的长途电话。

“小飞当时你为什么一直不去岛城啊？这是我一直想不通的事情。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需要你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去处理呢？”

向漫飞边哭边回忆。

记得那是1949年清明节，她从岛城回到西安，发现父母准备去香港了。

东西已经整理打包好了，放在客厅，就等她回家。

她突然想起之前姐姐从大别山托人带来一封信，说如果发现父母要离开西安，让她想尽办法留住他们。

一定！

这件事情太突然了，她赶紧骑自行车去艺专找姐姐留在西安城内的一个好朋友。

后来知道姐姐这个朋友是个地下党，化名“米修”。

米修花了三天时间去找到一张新中国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：要保护、团结和发展，是朋友，不是敌人。

她姐姐大概也希望她父亲这样的资本家能留下来，为新中国效力吧。

她把政策给了父亲，劝说父亲留下来。

经过了半个月的反复斟酌，父母终于决定留下来不走了。

应该是第十八天的早上，向漫飞请求外婆帮她向父亲讨那封委托信。

父亲开始的时候还很温和地向妈妈了解蓝洲伯的情况，一听到是个国民党空军，就从沙发上跳起来了。

他说他发过誓，当兵的风险太高，决不让自己的女儿嫁给军人。